自從奧巴馬總統(tǒng)與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在美國加州舉行莊園會晤之后，此次奧巴馬來華參加北京APEC峰會并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將是他第四次與習近平主席見面。中美雙方最高層級的互動相當頻繁。然而此次來京，奧巴馬的心情恐怕難以輕松。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剛剛結束，民主黨失去參議院多數(shù)席位，國會完全由共和黨掌控。不少評論家認為奧巴馬因此將成為“跛腳鴨”總統(tǒng)。奧巴馬多年來著力推動的重大國內政策包括醫(yī)保和移民制度改革遭遇重大阻力。雖然國內經(jīng)濟復蘇勢頭尚可、失業(yè)壓力也得到緩解，但普通民眾尚未從經(jīng)濟復蘇中直接受益，政府滿意度持續(xù)低迷。更令奧巴馬難過的是，他的前手下在離職后紛紛反戈一擊，包括前國務卿克林頓、前防長蓋茨和帕內塔都對奧巴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了批評。對2016年總統(tǒng)大選躊躇滿志的克林頓甚至有意拉開自己與奧巴馬的距離，擔心奧巴馬連累自己的選情。

　　然而奧巴馬真的成為無可作為的“跛腳鴨”了嗎？至少在外交政策層面并非完全如此。相比在國內政策上受到的制度掣肘，美國總統(tǒng)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只要不涉及正式條約的簽署，總統(tǒng)可以通過與外國政府締結政府間協(xié)議推動自己的外交政策，從而最大程度地避開國會限制。更重要的是，當美國總統(tǒng)在任期的最后階段陷入國內政策泥沼時，往往會通過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展現(xiàn)政績。克林頓、小布什都在任期的最后兩年取得了突破性的外交成績，而一早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也會希望利用最后兩年在外交政策方面更有作為，鞏固并進一步拓展自己的政治遺產。

　　如果奧巴馬確有意愿在今后兩年更加推動“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那么從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fā)，如何更好地應對和利用這一趨勢，應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國內一些評論熱炒奧巴馬的“跛腳”，嘲笑奧巴馬執(zhí)政的失敗，是沒有看到奧巴馬執(zhí)政困境對中美兩國外交關系帶來的挑戰(zhàn)和合作機遇。美國共和黨執(zhí)掌參議院后，共和黨的資深保守派議員約翰·麥凱恩有可能成為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主席。與麥凱恩極其強硬的外交風格相比，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更顯理性和務實。在共和黨人強勢回歸的背景下，與奧巴馬開展積極對話不僅迎合了奧巴馬的執(zhí)政需要，也更有利于鞏固和發(fā)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與往屆總統(tǒng)相比，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更具理想主義色彩。他上任之后曾積極嘗試打破與敵對國家的長期隔閡，試圖以更加開發(fā)的態(tài)度和積極接觸的方式開拓美國外交的新局面。在中美關系上也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態(tài)度，尤其重視與中國國家領導人建立深入溝通交流的渠道，促進中美高層的相互理解和互信。這一政策與中國的傳統(tǒng)外交理念是相符的。中國一直認為，兩國的互信應該始于構建戰(zhàn)略層面的政治互信；認為兩國高層對重大國際事務進行深入溝通、建立共識，才能從根本上推動政策層面的具體合作。既然奧巴馬積極推動雙方高層接觸，中方也應借此機會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雙方戰(zhàn)略層面的增信釋疑，著重溝通而不回避分歧，著重過程而不必看重具體成果，就重要的雙邊和國際事務進行務實坦誠交流。

　　中美關系發(fā)展的最大難題在于如何在不斷演變的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中彼此定位。如何準確地判斷對方意圖，避免不必要的軍事競賽和沖突，緩解安全困境，是雙方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中美在地區(qū)海洋主權糾紛、網(wǎng)絡安全、地區(qū)軍事聯(lián)盟、朝鮮核問題等一系列重要事務上存在重大分歧，這里面自然有結構性利益沖突的部分，但也有因相互猜疑、交流不充分而帶來的心理隔閡和敵視。后一方面的問題需要通過直接對話交流，尤其是高層對話交流來緩解。

　　以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為例，國內對其的猛烈批判沒有使美國“幡然醒悟”，“痛改前非”。這種對抗式的施壓作為一種態(tài)度上的回應是有益的，但無法有效影響和改變美國的政策考量。從根本上講，美國的任何重要外交政策的出臺和實施，都是一個不斷演化和調整的過程。真正能對這個演化過程起到影響的，是與美方、尤其是與美方的高層決策者進行充分對話和交流，及時傳達我方的關切和憂慮，并了解對方的政策出發(fā)點。這樣才有希望推動對方作出對我方趨利避害的調整，避免雙方陷入惡性互動。此次奧巴馬在APEC峰會期間訪華，并將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一整天的深入對話和互動，相信將成為增進中美戰(zhàn)略互信的重要機遇，并為促進中美高層對話帶來新的動力。